泰戈尔还通过一定方式转移出现的困难、心理压力，使悲伤得以解脱的一种移情方法。他的具体做法是，用积极创作的方法，写出更好的作品来解脱心中的悲哀、宣泄心中的压力。他在《沉船》中写道：上天完全是为了坚强我们的意志，才在我们的道路上设下重重的障碍。
1902年11月23日，泰戈尔的妻子去世了。巨大的悲痛降临在泰戈尔和他的儿女们身上。20年来相依相守、相伴相知又相濡以沬的往事历历在目。年轻的妻子将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他，他却没有来得及报答她的恩情。不过，妻子的离去没有压垮他，他把这份感情上的悲痛转移到诗歌的创作上，积极设法避开刺激源以转变情感的投向，激发自己的情志朝有利于自己的身心健康方向上去。于是，他将自己心中的埋藏着数不清的遗憾、追悔和思念，用自己的笔抒写着他心中的情感，连续创作了27首悼亡诗歌表达了对妻子深沉的爱与怀念，从而排遣了哀伤，逐渐缓和了悲伤。
1903年，泰戈尔的妻子去世9个月后，二女儿也因病告别了人世，做父亲心中的那份悲伤与惋惜是可想而知的。1907年11月，诗人的幼子因霍乱不幸夭折，年仅13岁，泰戈尔痛如刀割，极度悲痛。为了从悲哀中解脱出来，他全力以赴投入桑地尼克坦学校的教务工作中，他细心编写教材、写诗、讲课、带孩子们游戏，他写了《秋天节日》，热情地歌颂了生活的欢乐和幸福，从孩子们的欢笑中，抚平了他内心的伤痛。
虽然，不到一年的时间，泰戈尔连连丧失亲人，连连受到打击，可这些接连而来的打击并没有能够摧垮泰戈尔的精神，他并没有将心中无限的悲痛表现在脸上，而是埋头在自己的工作中，不停地扩充自己编辑的《孟加拉观察》这一杂志的内容，增加其篇幅，同时，新作品也源源不断地从他笔底流淌出来。
泰戈尔还学会用高度的思想境界来对待痛苦超脱悲痛的方法。
他认为“悲剧只是生命的欢乐赖以表现自己韵律的一部分”，只有超越痛苦才能获得欢乐。有一次，泰戈尔被大蝎子蜇了，疼痛异常，但心想这痛的只是肉体，而不是自己，伸腿而坐，强制自忍，果然减轻了痛苦。在他病重时，仍然坦然处之，幽默乐观。
或许也就是在闭门创作、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泰戈尔学会了以真正宽容平和的心态来接受死亡，他明白了死是生命的一部分，而他之所以愈发努力地劳作着，则是为了将死去的亲人们未尽的人生活得更好一些。此时，泰戈尔似乎在精神上与死神达成了和解，并从死的悲痛中看到生命那和谐的运动规律。
生活一再地将不幸与悲痛带给泰戈尔，仿佛是有意在考验他的心理忍耐和承受能力，锤炼与磨炼他的意志。可是这噩梦并未就此终结，在痛失爱妻及子女之后不到3年，又一个不幸降到了泰戈尔的头上，他尊敬和热爱的父亲逝世了。对于泰戈尔来说，他既是慈父，又是严师。这样的遭遇，这样的打击，一个一个接踵而来，泰戈尔虽然悲痛欲绝，但仍然能泰然处之，用转移情志、节制情志的方法，将其心理的不良情绪，即负性情绪调摄到人体生理活动的正常范围内——写作，写作，再写作。这既没有把泰戈尔打倒、拖垮，反而使他更加身心健康。
这完全符合我国传统医学理念的两条重要内容：一是五脏情志制约法；二是阴阳情志制约法，两者相辅相成，在养生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早就指出：“怒伤肝，悲胜怒”；“喜伤心，恐胜喜”；“思伤脾，怒胜思”；“忧伤肺，喜胜忧”；“恐伤肾，思胜恐”，这表明，阴阳之间是相互制约的，只要重视情志调摄，就能在新的基础上达到阴平阳秘的新平衡。
现代医学研究也认为，在大脑主司情感的下丘脑部位及边缘叶中有一个专门调节对立情绪的区域，它能通过对情绪的刺激达到恢复心理平衡和治愈疾病的目的，并据此提出了“情感交互抑制法。”泰戈尔的作法告诉我们面对悲痛最好的方法，就是将悲痛转移，从悲痛中解脱出来，将悲痛用创作抑制悲痛，从而使心理恢复平衡，达到身心健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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